一、中央派出工作组的背景、工作组的组成和主要任务股市配资是怎么回事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最担心的是上海的局势。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根据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其党羽又妄图发动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针对这种情况，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党政大权。中央工作组由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江苏省和人民解放军派人组成，最多时有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加上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总数约250人。
1976年10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我谈话，要我带人以准备编制1977年计划的名义先行去上海，了解情况，观察动向。10月20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达上海后，我被派为文教组的主要负责人，领导文化、教育、出版、电影、戏剧、卫生、体育以及高等院校等单位的揭批“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等工作。
中央工作组在新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夺回了“四人帮”及其余党把持的党政大权，整顿了领导班子，顺利进行了“揭、批、查”斗争，“既搞清了问题，又稳定了局势”，揭开了上海发展历史的新篇章。1977年“五一”节前夕，中央工作组的成员除留几个人在上海任职外，绝大部分相继撤离上海，返回原单位。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工作组到上海，是一件值得记述的重大历史事件。
1976年10月6日，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隔离审查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叶剑英同志的住地召开紧急会议，通报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会议一致推选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决定在北京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研究成立审查“四人帮”的专案组；决定中央政治局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分别与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谈话，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时了解各地的动向，交换意见。由于上海是“四人帮”帮派势力最强的地方，又搞了第二武装，一直图谋不轨，会议特别分析研究了稳定上海局势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一直担心上海出问题。早在9月21日，叶剑英去华国锋家里分析形势、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叶剑英就指出，乱子可能出一点，但出不了大乱子。乱子可能出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
10月7日，党中央首先找了江苏、山东、湖北和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向他们通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要他们注意上海的动态。接着，中央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到北京开会。跟以前不同的是，过去中央通知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开会，都是由上海市委转告警备区，这次却是由警备区转告市委。马天水很敏感地觉察到了事情的异常。他忐忑不安地找到上海市委另外两个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和他们一起分析这种异常现象，商定马天水到北京后2小时往回打电话。马天水到北京以后，中央向他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他由于深陷“四人帮”帮派体系而不能自拔，坚持其顽固立场。据当时在场的彭冲回忆说，马天水讲了两点：一、要求见“四人帮”；二、希望中央宽大。彭冲事后说，“马天水很蠢”。
也就是在10月7日这一天，马天水在北京听中央通报的时候，留在上海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直在想办法打听马天水到北京后的情况。因为中央有规定，马天水不敢往上海打电话，所以联系不到马天水。他们给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办公室打电话也都打不通，找在北京的几位跟他们关系比较深的人，如公安部的祝家耀、文化部的于会泳、人民日报社的鲁瑛等，也打听不到消息。一直到晚上11点多钟，文化部的于会泳传来消息，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通知我，告诉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说是华总理定的。”徐景贤听到这个情况后，他联系当天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徐景贤这个人很机灵，我后来到上海后，他找我谈话，说了4个小时，很严密，滴水不漏。2003年香港出版了他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我看了，许多事都讲得很清楚，估计他看不到什么档案材料，可能是凭记忆写出来的。
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继续同北京各方面的关系人物联系。最后他们通过关系，接通了京西宾馆的总机，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他告诉徐景贤，说马天水讲，他身体不好，老胃病又犯了。徐景贤一听到这句话，赶紧派人去找马天水的爱人，问马天水有没有胃病？马天水的爱人说马天水没有胃病。徐景贤马上就意识到真的出事情了。徐景贤、王秀珍在意识到北京出了事情后，就着手策划武装叛乱。8日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先后召集了4个会议，研究和部署武装叛乱。
第一个会议是下午2点开的，由徐景贤、王秀珍和另外3个常委，即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管政法的王少庸和管外事的冯国柱，还找了与他们勾结在一起、与他们关系很深的上海警备区的两个人开会。徐景贤说，现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联系不上，北京很可能发生政变，他们被抓起来了，马天水可能被软禁。徐景贤要大家考虑考虑，分析一下现在中央会不会急着要对上海动手，来一个一网打尽。大家经过议论认为，不能坐以待毙，要对抗。王秀珍问上海警备区的人，部队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有动作的话，部队能拉出多少人马？与会的上海警备区的人说，部队的人是有限的，真正要动，还得要动民兵，没有民兵，是不行的。
第二个会是下午3点多开的，徐景贤、王秀珍等找了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还找了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开会决定以检查战备部署的名义，着手叛乱的准备工作。会上，王少庸问施尚英，民兵能集中多少人，武器弹药有多少？施尚英回答说，民兵集中待命的有2500人，子弹400万发，上海两个兵工厂还有库存子弹800万发。会议专门研究了对民兵的指挥问题。施尚英表示，我们听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的。
第三个会是下午4点开的，徐景贤找来新闻单位《解放日报》、《文汇报》、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对他们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人被抓起来了。他要这些舆论单位，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向这些单位提出：如果新华社登载有关处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消息，要先报告市委，报纸不能登，电台不准广播。
第四个会是下午5点以后，由徐景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并且通知了列席常委朱永嘉、陈阿大、叶昌明参加。徐景贤通报7日、8日同各方面联系、了解的情况，说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出问题了，上海要提高警惕。在会议开到7点多钟的时候，“四人帮”的得力干将、派到全国总工会的金祖敏的秘书廖文全打电话到上海，告诉徐景贤，“我娘心肌梗塞”。徐景贤从这个暗号中认定北京出事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四人帮”派到公安部当副部长的祝家耀打来电话，说“人员集中了，门上加锁了，不能动了”。文化部的刘庆棠也来电话说，文化部“有病情，我们都病了”。这些电话都证实“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这样，徐景贤等人研究、决定叛乱的部署就具体化了。在会上，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说，中央上头的问题已经解决，北京已经开始对下头动手。写作组的朱永嘉（上海写作组的历史组负责人）说，中央肯定发生了军事政变，肯定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搞的。他这样一说，会上议论得就更激烈了。徐景贤问大家究竟怎么办？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战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总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材料，如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材料。写作组的王知常对朱永嘉的意见作了补充。他说，我们应该提出一些响亮的口号，就叫“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江青”，“还我文元”。王知常这个人我听工作组的同志讲过，他是写作组的骨干，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毛泽东思想像梅毒一样，到处侵害。从“四人帮”重用的这些人来看，“四人帮”的基础确实是反人民的。在研究具体行动的时候，王秀珍说，现在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2500人，留31000人待命，发枪发子弹。她提出舆论工作由朱永嘉准备。最后经过讨论，徐景贤作了4条决定：（1）现在开始做武装暴动的准备；（2）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两个地方，王秀珍和冯国柱住民兵指挥部，他自己去丁香花园；（3）部队方面要做点工作；（4）张敬标留在市委办公室值班。根据会议决定，会后朱永嘉到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和广播电台，传达市委常委会的决定，进行武装暴动的舆论工作。
10月8日晚上，就在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上海策划和部署武装叛乱的时候，马天水在中央找他谈话以后，一回到京西宾馆的房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搞一个假的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还得研究是大干还是小干？他还说，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马天水的这些话，都是他的秘书后来交代的。从马天水所说的这些话看，他当时感到很难办，表态也难，不表态也难，他要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回到上海怎么办，那些“小兄弟”可不好驾驭；他要是不表态，不拥护中央的决定，恐怕回不去。这真实地反映了马天水当时的心态。
10月9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拥护“两个决定”的高潮。
就在这一天，从济南被紧急叫回上海的市委常委黄涛（他是张春桥非常器重的人，反对国务院的急先锋），同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人研究武装叛乱的问题。他们提出，要抓紧向工会、妇联、共青团、重点工厂等组织和单位吹风。他们认为，现在打出像王知常提出的那些口号还不行，要打出一些能够蒙蔽群众的、中性的口号，如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同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斗争到底等，通过这些口号来鼓动宣传群众。
这一天，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部署叛乱的具体步骤，准备动用各种枪支、车辆，着手集中物资和食品。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开始在他办公楼的密室里存放武装叛乱用的汽车车牌、食用的压缩饼干等。市民兵指挥部到中国纺织机械厂研究架设指挥电台。“四人帮”余党在上海发动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党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景贤、王秀珍走之前，特别交代自己的“小兄弟”，要小心，有事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徐景贤、王秀珍走后，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资历长，有经验，他们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事情拖了下来。虽然这一天，上海还是有一些动作，如这天深夜，组织了消防、交警的紧急集合演习等，但上海的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已经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也就是10月10日这一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我谈话，要我们尽快去上海，了解上海的情况。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在本书第一章中我已经讲过，就是1975年8月，邓小平要谷牧在上海金山召开现场会议的事情。那次会后，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研究决定，要我率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检查和帮助抓工程质量问题。我是带着李先念亲笔写的一封信去的。开始的时候，尽管他们的认识和我们认识不完全一致，工作上有些矛盾，但工作还能推进，也是有成效的。到了11月下旬，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大，王秀珍就公开地在会上讲，说我们到金山检查工程质量是挑毛病，是否定新生事物。我们在那里的工作越来越难做，后来经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同意，我们撤回了北京。
1976年初，我感到工作已没法做，就到河北省固安县的轻工业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去了，担任干校党支部书记，直到1976年国庆节以前调回机关。国庆节后，由于唐山是一个重要的轻工业城市，我被派往那里，研究唐山大地震后轻工业如何恢复生产等问题。10月8日上午，我接到部里值班室的电话，要我赶快回北京，说另外有急事找我。我问什么事情，值班的同志说不知道。8日晚上我回到北京后，碰到部里的一个女同志，她爱人在总参二部工作，她悄悄地告诉我，江青被抓起来了。当时我脑子一闪，匆匆忙忙把我从唐山叫回来，是不是与这件事有联系？10月9日一上班，部里就告诉我说上面要找我谈话，要我等着，不要离开北京。第二天，谷牧就找我们谈话了。果然与粉碎“四人帮”的善后工作有关。他一见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命找我们谈话的。他说中央已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现在中央最关心的是上海的情况，所以决定由各部委派一些人到上海去，以研究、准备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到上海。他要我们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动作，把所了解的情况尽快写信寄回北京，寄到北皇城根立新路9号，有专人处理这些信件，并随时向中央报告。谷牧要我们尽快动身到上海。谷牧找我们谈话后，我们已经买不到第二天去上海的飞机票了，到10月12日，我们才动身去上海。我们一共去了8个人，晚上8点20分到达上海虹桥机场。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在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们看见沿路的墙上用很大的黑体字写着“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标语，我们还碰到两三起背着枪的民兵在巡逻，当时的气氛给我们感觉的确是有点紧张。我们住进了国际饭店。我们到后，为便于了解情况，想订报纸，但《参考消息》订不到。我们后来分析，可能知道我们来，他们提前打了招呼，成心不让我们了解国外的动向。
第二天一上班，我们先后去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组和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纺织工业局革命委员会主任唐文兰、轻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振龙接待了我们。纺织工业局和轻工业局是“四人帮”帮派势力最集中的两个局，唐文兰和马振龙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我们从他们的接待当中，感觉到他们好像有点心事似的。他们给我们说话，听我们说工作计划，不是很专心，有......10月11日，上海民兵指挥部派人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察看地形，报告说全厂有7个门，可容纳1万人。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经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和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过去被“四人帮”压下去的一派，也是造反派中的一派，准备搞串连。上海的群众也自发行动起来，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剑英表示赞成华国锋的意见，他说：为了防止上海这些人狗急跳墙，搞武装叛乱，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他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建国初期，他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再说，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振华去上海，工作起来也有方便条件。陈锡联补充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振华是军委常委，我们曾一起处理军委日常工作，1974年调整各大军区领导班子时，他做了很多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便于他协调南京军区、海军、空军的部队，特别是南京军区廖汉生等一些老同志都曾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和压制，与振华关系都很好，肯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振华牵头去上海，是很合适的人选。李先念接着发言说，叶帅的意见是深思熟虑的。上海是“四人帮”起家的基地，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是解决“四人帮”问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央解决好“四人帮”问题一着极为重要的棋。稳住了上海，对于稳住全国局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确定去接管上海的人选，特别是牵头人选，就特别重要。振华是主张抓“四人帮”的，他跟“四人帮”斗争很坚决，毛主席曾说管海军靠他，这次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也要靠他去牵头，靠他去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我赞成叶帅的意见。华国锋接着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苏振华有水平，与“四人帮”斗争坚决积极。根据“四人帮”控制上海的实际情况，中央去接管上海的人选，最好是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能够取代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职务的人。“四人帮”和他们的余党不是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的“领袖”吗？他是什么工人阶级“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去，我看倪志福也一起去上海。李先念说：我赞成志福去，他既是上海人，又是有创造发明的劳动模范，在工人群众中威信高，而且有治理地方的经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领袖。叶剑英说：志福作风正派，处事大度稳重，是工人阶级杰出的代表。身体不好，可以带个医生去。华国锋又说：过去上海和江苏的矛盾很尖锐，但上海和江苏不论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李先念建议：可以派彭冲去，他处事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建设上遇到困难和问题，也会得到江苏的有力支援和帮助。中央其他同志都同意苏振华、倪志福、彭冲3人去接管上海。叶剑英说：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还可以抽一些人去协助工作。现在中央、国务院已经有部分人在上海了解情况。振华、志福也可以带些人去，彭冲带几个工作人员去就行了。所有这些人，都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带领的中央工作组的名义去上海。关于中央工作组去上海的方针，会议明确指出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两点要求后来成为中央工作组的重要指导思想。这次会议还提出，工作组到上海以后，主要是抓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千万不要钻到具体业务堆里去，当然也要注意“生产不能受影响，要控制住局面”。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反复强调上海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强调搞好上海的揭、批、查“四人帮”斗争对全国的影响。叶剑英提出“要亦破亦立，破要破得彻底，立要立得正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党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去上海的决定后，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叶剑英说：上海是大革命开始的地方，上海的人民、工人觉悟高，对“四人帮”的活动如果说以前受了蒙蔽的话，现在则应当看清楚了。你们不能再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你们没有前途。你们要站在多数人方面，把上海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央研究成立工作组后，中央领导同志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的主要内容。在原话里面还有一些安抚他们的话，目的是先把他们稳住，避免狗急跳墙。
10月12日晚上，王少庸、朱永嘉开会，筹划停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控制电台，封锁中央的消息，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口号。
也是这天晚上，10点多钟，我接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张秀打来的电话。张秀要我们晚上睡觉警觉一点，不要睡得太死，并且说你们来的人，最好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这些话讲得比较含蓄，但意思还是能够听得出来的。后来我们知道，当时上海民兵指挥部已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架设了指挥电台，这个电台是辅助的指挥电台，主要的指挥电台在江南造船厂。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碰到跟我们一起到上海的秦仲达，他当时是化工部计划司司长，后来任化工部部长。他们在上海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系统内部的关系来传递消息。我对他讲，你们活动时注意一点，人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要互相照应，有事情随时跟我们联系。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中央政治局找他们谈话后回到上海。他们一回到上海，先找留在上海的3个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开碰头会，了解上海的情况，传达北京打招呼会议的精神，通知下午3点钟开常委会。因为碰头会意见分歧，常委会到下午4点钟才开。会上，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作补充，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指示，表态应付了一下。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黄涛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他这么一鼓动，会上就闹开了，有人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是叛变。
在这段时间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不胫而走，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上海，老百姓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此非常振奋。最初，上海的一些大字报、游行庆祝，主要是拥护党中央的“两个决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4日，一方面“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跃跃欲试，还想搞一些合法斗争。另一方面群众开始起来了，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群众已经开始冲进去贴大字报。马路上第一次出现彻底砸烂“四人帮”，打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的大字标语。面对群众的巨大冲击，10月15日凌晨，上海市委给中央打了一个紧急电话，报告说：“在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所在地）周围以及外宾车辆必经的延安西路、淮海路等处，由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刷出一批‘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其内容除指名‘打倒王、张、江、姚’四人以外，还有‘砸烂反革命集团的帮凶’等贴在市委周围。我们估计，这类大字报一多，特别是联系上海市委的标语增多的话，有些思想尚未转过来的人，会贴出反击大标语。有的会出来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贴出为‘四人帮’辩护、矛头指向党中央的大标语。如有打砸抢者，我们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这个电话，既有向中央报告群众已经起来的信息，也有借机威胁的味道。
10月15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头版报道了上海工人阶级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决心坚持“三要三不要”（“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这是上海报纸首次公开不点名地揭批“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即中央16号文件，列举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主席1974年以来对他们的批评，宣布了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号召全党同志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反党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通知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他们大搞阴谋诡计，私立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到处插手，煽风点火，企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在宣传活动中突出地宣扬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毛主席对他们多次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耐心教育，但他们就是不肯改悔。通知强调：同“四人帮”反党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通知提出，在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区别对待。
10月19日，中央工作组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除了倪志福和彭冲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工作组成员：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毛联珏、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车文仪、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张寿华。会议研究了接管上海的主要问题。会后，大家分头做必要的组织准备。
同一天下午，上海16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和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赶来的工人、红卫兵共计3万多人，在上海文化广场开会。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发言，控诉“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这是上海最早召开的一次声讨“四人帮”的群众大会。
这天深夜，上海市委向中央打了第二次告急电话，内容是：“原来打算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委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但考虑到一百几十个单位定于明天（2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大会，带头的是交大。他们的负责人通知我们说，市委的大会是阴谋，他们要冲大会。由于我们现在已不能调动任何力量保卫会场，我们只能决定市委的大会停开，我们准备去参加这个大会，和群众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央予以指示。”第二个电话反映了上海当时的真实情况，市委瘫痪，对局势失去控制，这和我们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
10月20日，苏振华在北京正式主持召开中央工作组会议。苏振华说：“四人帮”虽然已经被捕，但上海的党政大权还掌握在“四人帮”的余党手里。他们正蠢蠢欲动，要出大事。出了大事就会影响全国。所以党中央决定立即派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管党政大权，事情十分紧迫，请各位稍做准备，立即赶去上海。
为严防不测，中央工作组去上海，事先没有通知上海市委，专机是中央派的，接待单位是海军上海基地。直到深夜，中央才正式通知上海市委，说根据你们来的电话，中央已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于今晚到达上海，将由他们与你们联系。苏振华一行到了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住下后，就把马天水找去。苏振华对马天水说：中央根据上海当前的情况和你们的要求，为了稳定局势，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决定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工作组由我们3人领导，希望你们打起精神，把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和中央16号文件传达贯彻好。接着，苏振华要马天水谈谈从北京回来后做了什么，现在的认识怎样。马天水结结巴巴地说：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向常委和区县局干部作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已难于工作，现在中央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苏振华郑重地告诉马天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1日上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找了从南京赶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副参谋长张挺，商谈工作，交换意见。苏振华提出，鉴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贼心不死，蠢蠢欲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是江苏、浙江一线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海上的情况由海军负责。上海警备区那两个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南京。请南京军区另外抽调人员到上海，协助中央工作组，重点保证不出乱子。后来我听苏振华讲过，说当时还有一个意见，提议驻扎在无锡的野战军向上海方向拉练，对上海造成一种威慑。叶剑英表示，不需要这样做，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
在苏振华和南京军区领导同志谈话的同时，林乎加、严佑民找我们这些先期到上海的同志开会。我们把到上海这10天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汇报结束后，林乎加对我讲，苏政委（指苏振华）的意见是，让你去上海市委写作组，你要在那里深挖“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我原来想可能派我去轻工业局一类的部门，做对口单位的工作，没想到让我去写作组。于是，我就给林乎加说，我没有思想准备，先了解了解情况，回头再找你谈。上海写作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两个笔杆子基地之一，原来是上海市委的写作班，根据毛主席1963年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指示成立的。这个写作班成立以后，曾经受张春桥的领导，徐景贤是党支部书记。写作班设有几个组：文学组，笔名叫丁学雷；历史组，笔名叫罗思鼎，负责人是朱永嘉；还有哲学组、自然辩证法组。这个写作班在江青的授意和组织下，最早写的文章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写作班就不断地写这类文章，批刘少奇，批邓小平，影射、攻击周总理。“四人帮”策划阴谋，写作班就是急先锋，在中国思想文化阵地上盘踞了十几年，横行不法，作恶多端。我有个亲戚，在解放日报社工作，是个部门的头头，林乎加找我谈话后，我就找他了解写作班的情况。我到他家里，拐弯抹角地问了些问题。他说写作组是核心，一共几十个人，他们也利用文科很强的“两校”——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为他们找资料、写材料，还联系一些社会上从事研究工作、理论工作的人，他们有一个很庞大的关系网。大概是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原委，林乎加就通知我说改变决定了，要我不去写作组了，去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先把党政大权夺过来。
10月21日晚上，在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的会议室里，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找来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通知他们：10月24日北京要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苏振华和倪志福届时回北京参加全国的大会，彭冲回南京参加江苏省的大会。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影响很大，你们一定要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开好这个大会，这对你们也是最好的考验。谈完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就回北京，彭冲回南京了。
10月23日，中央工作组正式开会，宣布名单。会议由林乎加主持。林乎加说，原来打算这次来的各部委的人直接下到对口的局，比如轻工业部的人到纺织局，机械工业部的人到机电局等，去当联络员。后来发现市委有一小撮人，通过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组办从中作梗，搞一些小动作。现在看来要绕过市委这些组办直接到下面各单位，恐怕还不行。经过研究后，决定中央工作组还是先到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清查“四人帮”的罪行，打破他们的帮派体系，把党政大权夺过来。到了各个组办以后，根据工作的需要，再到下面的各个单位去具体了解情况。他说这次大家去的名义就叫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搞揭、批、查斗争，彻底砸烂“四人帮”。工作组工作人员名单已经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审阅批准，由他们3位给市委写了一封介绍信。工作组的具体名单是：
市委办公室：徐良图（国家计委生产组副组长，后任副主任）、曹大（国家建委）、陈斐章（国家计委）
市委组织组：李锡铭（水电部副部长，后任北京市委书记）、王西萍（后任交通部副部长）、李风（燃化部计划司司长）、刘汉
工交组：李景昭（国家建委核心小组成员，后任副主任）、干志坚（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周力
计划统计组：曹维廉（一机部科技局局长，后任副部长）、王德瑛（后任国家建委副主任、中纪委副书记）、谢红胜（后任纺织部副部长、国家机械委副主任）
财贸组和郊区组：郭士荣（供销合作社副主任）
文教组：陈锦华（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鲁万章（轻工业部局长）、王金光（轻工业部局长）
写作组：车文仪（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
公安、民兵组：严佑民（公安部副部长）
外事、统战组：秦仲达（化工部计划组组长，后任化工部部长）
另有专案组14 人，有顾林（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等
根据中央工作组的人员住房登记表，工作组人数最多的时候，总数是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司局长干部59人。加上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新华社等媒体的同志，大概有250人左右。可见，当时中央工作组的阵容是很强大的，素质也是相当好的。后来，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国务院的部长、驻外大使、国家的骨干企业总经理等。
林乎加宣布完中央工作组人员名单后，讲了5条工作方针：（1）中央工作组工作人员的任务是，根据中央16号文件精神，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搞好彻底砸烂“四人帮”这场伟大的斗争。（2）各组办党委要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认真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同“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揭发、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跟“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人，要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边，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经受党和群众的检验。（3）全体干部、职工都要坚守岗位，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4）各组办党委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要通知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必要时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要参加，运动中的重要情况，要及时向中央工作组工作人员反映。（5）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文件档案必须妥善保管，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更不允许转移或销毁，如有违反，要严肃处理。林乎加还强调，“四人帮”的“小兄弟”集中在工交系统，因此工交系统要花更多的力量重点搞好揭、批、查，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这5条工作方针，成了中央工作组的“安民告示”，是中央工作组进驻各组办的“约法五章”。
中央工作组刚到上海，许多同志是临时决定来的。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中央工作组曾宣布“只带耳朵、眼睛，不带嘴巴”。后来随着情况的了解和运动的开展，这条规定逐渐改变了，凡涉及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必须中央工作组讲话。中央工作组也敢于负责，当讲则讲，没有发生处理不当的问题。
10月24日，苏振华从北京打来电话，指示说：中央工作组要赶快到各组办去，不要失去领导。去的同志要同所到单位的党委领导一起，研究和领导如何开展揭、批、查斗争，要劝说群众，不要再游行，或自发地开大会，要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召开大会，不要搞串联，不要拉山头，不能搞“四人帮”的那一套。要抓紧学习中央16号文件，把学习、揭发、批判结合起来，坚持本单位闹革命。
10月25日开始，中央工作组相继进入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受到了机关干部和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南京路上也贴出了大字标语，欢迎中央工作组进驻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各个单位。当时，学校是走在前头的，因为我是管学校的，所以写我的大字报最突出，写的也是最多的。看到这种情形，有人对我开玩笑地说，这下你可扬名啦！我开玩笑地回答说，这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四人帮”被打倒了，是形势把我们推到了第一线。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进到文教组的情景。当时大概有10多个人在办公室外等着，他们知道我们进驻，就等着上访、控诉。我接待的第一个人是上海越剧团的朱锦多，他由于反对“四人帮”被抓起来，关了一段时间。我听了他的申诉，很快给他平反了。他后来成了揭批“四人帮”的积极分子。
中央工作组进驻各组办以后，很快感到人手不够，不得不紧急向中央各部委求援，要求尽快增派人员。各部委都积极配合，迅速增派。到11月初，还对重点单位，如王洪文工作过并一直控制的国棉17厂，王秀珍的国棉31厂，黄涛的江南造船厂等，相继派出工作组或联络员，加强对这些单位揭、批、查斗争的领导。
10月26日，党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决定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中央的通知是：为了加强对上海市的领导，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苏振华在开会的时候对我们讲，当时华国锋说过：我们政治局的同志也不多啊，但是我们还是拿出两位到上海去，这是中央对上海的重视，也是中央对上海的最大支持。被“四人帮”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排挤出市委领导班子的王一平、韩哲一、梁国斌、李干成等老同志，也陆续被请出来担任市委领导和配合工作。
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宣布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的任命及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会场上一片欢呼，我感到这种情绪是发自内心的，是对中央决定的热烈拥护。接着苏振华讲了话，这是他到上海后发表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要把上海这座城市同全国、同中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上海广大人民同“四人帮”的痴心妄想严格地分开，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民兵同“四人帮”余党搞武装叛乱的阴谋严格分开。同时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端了出来。当时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最容易突破，因为搞武装叛乱的是极少数人，这个问题一端出来，绝大多数干部就解脱了，真正搞叛乱的一小撮人就孤立了。苏振华的讲话很好地贯彻了中央的精神，体现了很强的政策性和策略性，他的讲话受到全场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这次大会明确了广大干部与“四人帮”、广大民兵与武装叛乱阴谋的界限，使很多人的包袱放了下来，这就造成了有利的形势，对拉开全市范围的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起了迅速打开局面的作用。
10月27日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引起的震动，我举两件事情做例子。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大会上，张承宗站出来面对面地揭发马天水的罪行。张承宗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张承宗把这个问题一端出来，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会上围绕着武装叛乱、篡党夺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斗争的气氛极为猛烈。
再一件事情是有关我所在的文教组的。我们到文教组后，首先是找政治上信得过的人了解情况。当时有人给我介绍了文教组副组长贺汝仪，说他是个老干部，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是谭震林从华东带到北京的，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当时我认为，他是谭震林的人，应该是可靠的，就找他了解有关文教系统以及“四人帮”余党的情况。我还向他交了点底，说你就好好配合工作吧，我们相信你。他也主动向我反映了一些情况。10月27日开会的时候，我还见到了他。可是第二天凌晨大概是5点多钟的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凯（后来担任文教组组长、上海市副市长）给我打电话，说贺汝仪跳楼自杀了。我不敢相信，说昨天我还看到他了，他还跟我说了几句话，没发现有什么异常表现。我问杨凯，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杨凯说，还不清楚。我说，我马上赶到他家里去。我到后，看到尸体在楼下，我问公安局的同志，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遗留的东西？有什么线索？他说，贺汝仪身上有张纸条，纸条只有3个字：“丑死了”。我当时感到纳闷，“丑死了”是什么含义呢？后来知道，贺汝仪在1975年底、1976年初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时候，顶不住了，给“四人帮”余党写过一个材料，告发他的亲家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10月27日开大会，他一看马天水制造手铐的事情都捅出来了，怕自己写信告发他亲家的事情也在会上被揭出来，那将没脸见人，所以感到“丑死了”，就跳楼自杀了。从这件事情上，可以感觉出10月27日大会引起的震动是非常大的。
10月28日，根据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中央工作组和新的上海市委开始着手揭露“四人帮”的罪行，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可是究竟应该怎样着手？从哪里突破？经过反复研究，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一致决定，首先要抓住上海市委常委的问题，要害是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以此为突破口，来推动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亲自坐阵，接连用了几天时间，以开市委常委会的形式，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参加，让他们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苏振华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是从上海开始的，一时要查清他们的全部罪行是困难的。现在我们集中时间，先把你们自己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交代清楚。你们可以自己交代，也可以互相揭发，最好是按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日程，一天天讲清楚。会议连续开了几天，尽管苏振华一再交代政策、晓以大义，但他们还是躲躲闪闪，极力掩盖秘密策划的真相。中央工作组和新的上海市委意识到，光靠这样的会议不行，必须在会外组织群众揭发批判，组织民兵揭发批判，再配合内查外调，特别是把那些组织武装叛乱、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先隔离起来审查。这样一来，揭露“四人帮”罪行、清查武装叛乱和“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就渐渐突破，很快搞清了真相。
10月29日，彭冲找中央工作组的同志座谈。彭冲讲，各部委的同志来得及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讲，没有料到上海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会发动得这么快。彭冲还讲，现在主要是揭发，突破口是妄图在上海搞反革命武装叛乱。市委常委开了好几天会，他们想统一口径，掩盖真相，逃避责任。最近他们写文件还讲“暴动”，不讲“叛乱”，我们已经批评他们了。前几天徐景贤还讲，感情上转不过来。这哪是感情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彭冲还讲，对市委的列席常委，我们已停止他们出席常委会。
10月30日，中央工作组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会。苏振华首先讲话，他说党中央对上海非常重视，非常关怀，要把上海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斗争搞好，组织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委、部队各条战线的同志来上海工作，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中央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四人帮”在上海另搞一套，不听中央的，还到各省插手，干扰破坏各省工作。“四人帮”妄图把上海当成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阵地，对“四人帮”的影响不能看得过低，对他们的破坏作用和影响要有足够的估计。中央派你们来上海，既是上海人民的愿望，也是中央对你们的希望。要既来之，则安之。思想精力要集中在工作上。要把上海的事情办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第一，坚决按中央政策方针办。第二，依靠群众。第三，各级党委加强一元化领导。我们来的人不能完全业务对口。对广大干部要惩前毖后，一看二帮。要把跟得紧、陷得深、参与阴谋活动的，与受了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区别开来。苏振华还鼓励大家大胆工作，他给大家承担责任。接着，倪志福讲话，要求大家专心工作，不要着急回去。彭冲也讲了话。他说，上海形势发展很快，比我们预计得还好。但大量的工作还在后面，要继续安心做好工作。
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喜看上海大好形势》，指出上海的形势大好，令人十分高兴。
二、揭批、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
“四人帮”篡党夺权、搞第二武装、抓枪杆子的图谋，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971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江青、张春桥就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讲过：我们是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也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没有我们的人。以后王洪文一直想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四人帮”。6月14日，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借解决上海、浙江问题为名，跑回上海，一住就是105天。他在上海做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抓民兵，布置检查“第二武装”力量。9月18日，他对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头头说了一通私房话，强调：“你们民兵很重要，将来要准备打仗的，你们要警惕，你们这个队伍不要被人家指挥，要听民兵指挥部的指挥，你们要做思想上的准备，人家一个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不是站得住。”1976年9月20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前的半个月，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听取徐景贤的汇报。张春桥点拨徐景贤要抓好民兵。后来在清查中发现：上海为了把民兵搞大，花了很大的物力、财力来做这件事情。上海财政局有一个资料：从1974年到1975年9月，“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购置的枪支达48462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以及40多万步机枪的零部件。他们打算要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3个地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团，配备一三○火箭108枚、高射炮782门。9月28日，张春桥特地派他的秘书到上海，指示说，阶级斗争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历过严重的考验，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王洪文、张春桥的这些指示，实际上成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发动武装叛乱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发动。
根据10月8日徐景贤主持会议的决定，民兵指挥部的头头施尚英、张敬标，连夜制定了两个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代号为“捍－1”、“捍－2”（捍：指捍卫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捍－1”方案是控制首脑机关、报社、电台、飞机场、桥梁、码头、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捍－2”方案是以江苏、浙江为作战目标，从上海的外围到市中心设立3道控制圈的民兵部署。两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有以下10个方面：
（1）全市动员武装民兵万人，炮和火箭筒85门，机枪78挺，步枪和冲锋枪万支，子弹296万发。
（2）民兵要昼夜值班，值班人数要相对集中，人车配套，枪弹配套。
（3）基本指挥所设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所设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指挥所人员于10月9日11时进驻完毕。
（4）民兵指挥部和移动民兵师也设立指挥所。
（5）开设指挥网，设立两个通信网，这两个通信网于10月9日晚上6时起联络。后来这两个通信网共收发了75份电报，10月15日停止联络。
（6）为便于机动兵力和通讯联络，动用汽车125辆，摩托车100辆和一部分自行车。
（7）上海和浙江、江苏交界的地方，即浏河、安亭、葛隆等地，设6个控制点，1个控制圈；在到市区的两道控制圈内，设外围17个控制点，内围16个控制点，并规定了各区县的任务和预备队的组成。
（8）吴淞口派出2艘到3 艘渔轮，加强巡逻，机动渔轮机动待命，控制黄浦江等各个渡口，控制水道和隔江送水的管道，必要时实施封闭。
（9）重点支援地点，防空降的措施，弹药储备及武器修理方案。
（10）制定口令、标语。
后来“四人帮”余党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彻底失败，“捍－1”、“捍－2”方案除了设立指挥电台及集中部分民兵等实施外，大部分胎死腹中。所以有这样的结局，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大得人心，大快人心，政治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四人帮”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他们被隔离，是党心、人心所向。他们的余党垂死挣扎，妄图制造武装叛乱，是逆潮流而动，必然是失道寡助，注定要失败。
第二，党中央10月9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10日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的叛乱部署，造成一时群龙无首的局面，留在上海的3个主持工作的常委感到大势已去，就借口等马天水回来后再作决定以拖延时间，使整个形势越来越对他们不利。
第三，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迅速控制住了上海的局面，把党中央的政策直接传达到了广大干部，把“四人帮”的罪行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传达给广大群众，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完全陷入被群起的大海之中。他们的任何图谋都只能土崩瓦解。
第四，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对处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政策和策略得当。“四人帮”余党发动武装叛乱的真相迅速被查清，参与叛乱的绝大多数人从被蒙蔽中解脱出来，上海的社会局势迅速走向稳定。
在中央工作组集中突破反革命叛乱的同时，全市各委办、各区县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揭发“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全市被列入清查范围的对象有5400人，其中拘捕、隔离、停职的有1683人，包括处理和惩办的打砸抢分子458人。查清了重大事件300多起，其中全市性的与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重大事件12起。经过一年多的深入揭、批、查斗争，到1977年底，这些事件都得到了认真的处理。在揭、批、查斗争中查出的重大事件，被写进中央关于“四人帮”3批罪证材料的就有98件，向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提供证据174件。后来严佑民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彭真同志的意见时说：彭真讲，上海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是彻底的，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上海提供的罪证材料占1/3。彭真讲，没有上海的材料，审判“四人帮”就无法进行。
1981年7月13日，“两案”审判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分析说，各省、市、自治区的揭、批、查斗争大体上有3种情况，一种是揭、批、查搞得比较好，比较健康，政策掌握得比较好，处理的人不是太多，定性也不算太高，至今申诉的人也不多，在运动中按政策办事，以理服人，没有违反政策的现象，如上海。我感到这个结论是客观的，公正的。当时讲全国情况只讲了上海，没再讲到别的地方。我作为中央工作组的一员，也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认真遵循了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坚持团结大多数，坚持区别少数有严重罪行、作恶多端的骨干和大多数受蒙蔽群众的关系，不搞扩大化。在我分管的文教系统和体委系统中，有一个篮球运动员，他打了200多个人，自己累得打不动了，就让老同志相互打，民愤极大，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判得很重，但鉴于他当时只有16岁，年纪小，受了“四人帮”的蒙蔽和教唆，最后只判了3年刑。
在深入开展清查的同时，全市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大批判，从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到1977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先后召开了4次全市性的设有主会场的大批判会，主会场一般都有1万多人，另外组织全市党支部委员以上的23万人在各单位拉线收听主会场的实况广播。各个系统召开的万人批判大会有20多次。这些批判大会声势之浩大，揭批之深入，群情之激愤，都是空前的，对肃清“四人帮”的影响，教育广大干部从思想上拨乱反正起到了广泛的教育作用。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展览馆的电影院，文教系统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我们有4个人坐在主席台上，巴金坐在我的旁边。巴金对我讲：10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大概也是11月，徐景贤他们在文化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把我们这些人都作为牛鬼蛇神拉去陪斗。那时徐景贤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以后他自己倒站在台上被批斗。巴金说大概是老天有眼吧，是报应。我跟他说，我们老祖宗讲过，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人做的坏事太多了。
三、整顿领导班子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中央工作组在进驻各个组办以后，在开展揭、批、查的同时，花了很大的精力考察领导班子。我记得在进驻上海几个月以后，大概是1976年底的时候，中央工作组对市组办和区县级的103个领导班子作了认真的清查、考察和排队。当时把这些领导班子划分为3类：第一类是比较好的，有31个，占总数的30%。这类班子反对“四人帮”的立场很坚定，旗帜鲜明，得到群众的信任，革命和生产抓得得力，工作比较好。第二类是属于中间情况的，有44个，占总数的43%。这类班子主要是领导成员有错误，有的错误不是太大，但领导成员比较软弱，班子不够整齐，工作比较被动，有的还有困难。对于这类班子，苏振华强调要立足于帮，要多帮他们，让他们在运动中振作起来，努力做好工作，逐步地升到第一类。第三类是问题比较严重的，有28个，占总数的27%。这类领导班子长期被“四人帮”控制，甚至基本上烂掉了，必须彻底改组。在领导班子改组重建的过程中，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决定，请这些单位原来被打倒的、靠边站的老同志出来，参加领导工作，让他们在运动中逐渐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熟悉有关的政策，在适当的时候正式安排、任命相应的领导职务。在“四人帮”掌权的时候，全市区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有1170人，在揭、批、查斗争中列为清查对象的是478人，占41%，其中采取组织措施的是249人。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改组的占了60%，其中对主要负责人进行调整的占80%。当时，对这些领导班子的改组调整，中央工作组花了很大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出于改朝换代的阴谋，在运动中借各种机会大肆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迫害的老干部的总数达106264人，经过中央工作组1年多的工作，复查了91917人，占应复查干部总数的。复查、解放高级知识分子1400多人，占应复查总数的。也就1年多一点的时间，使这么多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获得解放，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一两点钟睡觉，早上7点左右起床，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工作是很有成效的。至于为什么还有极少数干部没有早日得到解脱和使用，主要是因为这些同志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且当时中央文件对这些历史性问题都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央未改变规定以前，市委无权改变，以致有的干部被“解放”得晚了点，这要历史地来看这个问题。对落实一般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是做得很好的。
上海的文化艺术领域，包括出版、电影、戏剧、音乐、美术，在全国影响很大，被称作全国的“半壁江山”。当时我作为文教组的负责人，有幸结识了许多人士，他们有事常找我，关系很好。我记得有天晚上，已经很晚，快凌晨1点钟了，我的秘书找我，说有电话，我问谁呀？这么晚了还找。他说是上海京剧团的。我一听，是张学津，当时上海最好的老生演员。他在电话里又气又急地跟我说了很长时间的话，讲同他爱人吵架的事。我一想，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能表态，只是劝他不要生气，不要着急，说今天晚了，我们另外约个时间谈好吗？他同意了。你想想，如果关系不好，这样的家务事，他能在深更半夜找你吗？我常想，我们这些搞经济工作的人，实在需要结交些文化艺术界的朋友，那才是多彩多姿的生活。可惜我后来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以下就是我同他们交往和有关落实政策的几个事例。
事例之一，是有关袁雪芬的事情。我刚到上海市文教组办公室的第二天，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就托人给我带信，用一个大信封封着，上面写着“转陈锦华同志收”。我打开一看，里面又是一个信封，上面写着“请陈锦华同志转彭冲同志”。于是我就把材料交给了彭冲，彭冲拆开信封，里面又是一个信封，写着“苏振华同志亲收”。那天正好我们在一起开会，苏振华笑着说：“里三层外三层，里面藏的什么机密呀？！”他打开一看，原来是袁雪芬的要求信，说“文化大革命”前周总理写给她的20多封信，十分珍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她请中央工作组帮助收回。就这么一回事，她却那么谨慎，可见文化艺术界的这些名人，心有余悸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事例之二，是关于赵丹的落实政策问题。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概是5点钟的时候，我的办公室离家很近，我下班后拿了些文件回家。我家有两个门，是平行的，一个是大门，一个是厨房的门。我到家的时候，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叫杨延晋的年轻导演，带了个人站在我家厨房门口。我是从大门进去，他从厨房的门把那个人领进来。我一看那个人，觉得很面熟，就是一时想不出名字。当时我的小女儿陈悦刚上中学，她推了我一下说：“爸爸，这是赵丹！”我这才想起来，于是就请他坐下。赵丹跟我说：陈市长（当时我已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不好意思，你看你休息了，我还来打扰你。我说没有关系，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是我自己的事，落实政策的事，想跟你谈谈。”我说：“行啊，不过今天恐怕不行了，我已另外约了人要谈事情，另约个时间好不好？”他说：“可以，听你的，什么时间谈都行。”就这样我们约好了第二个星期天再谈。到了那天，黄宗英陪着赵丹来到市委会客室。他给我讲了这些年在单位里怎么挨批，在干校里怎么受批斗，被造反派殴打、侮辱，讲了很多事情。他开始讲的时候还比较冷静，比较克制，可是一讲开后，讲着讲着就站了起来，越说越激动，讲到伤心的时候声泪俱下。黄宗英在一旁拽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不是跟你说好的嘛，你好好讲嘛，你这样讲陈市长怎么听呀。”我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我能理解。现在不到市委来讲，能到哪里去讲呀！”他听了我的这些话，更激动了，哭得更厉害了，跟个孩子一样。他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多少年没听到了”。以前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被批评，很不愉快，陈毅陈老总就对他安慰过，赵丹很感慨。他讲的主要内容是落实政策的问题，他曾经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关押过，后来都搞清楚了。那些什么修正主义的罪名则是欲加之罪的一些东西。听完了以后，我说：“好吧，我来抓紧。我有问题可以找你，你还可以找我，反正我给你表示这事情我会抓紧办。”第二天我就把电影局的党委书记戴星明找来，跟他谈赵丹的事情。我对他说：“赵丹来找我了，你们抓紧一点，赵丹这个人影响是很大的，应该早点落实政策，影响也好。”戴星明同意我的意见，他表示：我们抓紧做。不久，市委很快就分批讨论了，市委讨论的时候都是一批一批的。在市委会议上我讲：“赵丹找过我，我认为那些问题不应该算什么问题。”给赵丹落实政策的事情，市委很快就讨论通过了，大概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时间不是很长。
事例之三，是关于李玉茹的问题。李玉茹是一个著名的、有才华的京剧演员。她唱梅派，也唱程派戏，能演青衣、花旦和刀马旦，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周总理很器重她，曾送给她程砚秋演的电影《荒山泪》，让她好好学习。李玉茹对周总理也是非常敬重的。“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要做周总理的文章，阴谋打倒周总理，就着手搜集周总理的材料。他们找李玉茹，把她隔离了，对她进行种种迫害，没完没了，不让她演戏，不让她登台。后来她找我，讲这些事情，我说：“好吧，我找找他们，看能不能早点把问题解决了。”因为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找了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臣，我说：“李玉茹找我了，能不能早点给她落实政策，让她演戏嘛。”李太臣表态谨慎，说你可以先看看档案。我把档案调来，档案中都是些李玉茹交代的材料和审讯笔录，也有些检举揭发材料。我没细看，大概翻了翻，便给了我们中央工作组联系文化局的同志看。我问：“这里面有没有‘三反’的东西？”他说没有，主要是议论江青。我说议论江青就更不是问题了，而且这些所谓的交代材料也是在棍棒逼供下写的，不可信。即使这样，也没有一条够得上是所谓的“三反分子”的材料。我就对李太臣说：我问过工作组的同志，没有“三反”的问题。她议论江青的事无非是说江青不懂戏，说那几个样板戏不怎么样，这些都不该成为问题，赶紧给她解放了，让她早日演戏，后来李玉茹也很快解放了。大概多少年以后，我回到了北京，担任首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长。可能是1985年或1986年春节期间，首都企业家俱乐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搞了一个文艺活动，请了各界名人。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刚出会场的门，就看到李玉茹扶着曹禺进来了。我好多年没见她了。她见到我就很高兴地叫了起来：“陈市长，在这里见到你了。”我说：“你们怎么来了？”她说：“我们刚从法国驻华大使馆过来。听说你要来，我们也就过来了。”接着她就给曹禺介绍说，这就是我常给你念叨的陈锦华同志，就是他给我解放的。听到这里我都不好意思了，说：“你太客气了，你受委屈的时间挺长的，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做了。”曹禺说：“谢谢，谢谢，玉茹她老念叨你，说你好。”我说：“这都是应该的，不用谢了。”我常想，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名人，也真是好，那么迫害人家，后来按道理也应该早给人家解放的，人家不计怨恨，多少年后还想起你，对你那么友好，这样的名家到哪里去找呀！李玉茹确实是很好的，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事例之四，是有关电影《天云山传奇》和《庐山恋》的事情。这件事和事例之五关于演员剧团的房子问题，都发生在中央工作组撤离之后，但我同他们的交往都是在中央工作组时期结识的。不然，他们不可能找到我。从落实政策上讲，也是一脉相承的。上海电影厂拍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在当时争议很大，有人说这个片子是骂共产党的，是为“右派”翻案。我当时是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我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报告时，特地加了肯定《天云山传奇》的话。后来谢晋见到我就说，哎呀，陈市长，你的话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认为这个片子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其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反思的。影片中那位后来平反了的“右派”，在桥上碰到以前整他的那个地委书记的时候，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要过好日子，也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感到这句话讲得极为朴实，其中蕴涵了生活的真理，还有比这更明白的道理吗？这是真心话，是大实话。我记得我这个报告的稿子在市委审议时，并没有人讲不同意见，而是一致通过。当然，我说话是负责的，如果这个片子遭受批判，上面讲话，那我也还是逃脱不了被指责的。
当年上海电影厂还拍了一部《庐山恋》，也非常有名。著名导演张骏祥对我讲过，《庐山恋》有突破，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恋爱禁忌的突破。他还说演女主角的张瑜演得很好。当时为了表彰她的出色表演，市委一位负责同志当众宣布要给她加一级工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张瑜的工资也不过六七十元，加一级也就是十块八块的事。可就是这十块八块也好长时间落实不了。为什么呢？原因是没有给演得好的演员加工资的政策，钱没有出处。可市委领导同志说了的话落不到实处影响就不太好了。后来这位市委领导同志找到我，让我给想想办法。我当时兼任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主任，这类事归我管。于是我就把劳动局局长于永实找来，要他想想办法。大家坐在一起想来想去，最后终于想到了中央有个文件，规定给厂长有3%的升级权，上海电影制片厂可以算作工厂，师出有名，于是赶紧给上海电影厂的徐桑楚厂长打电话。就这样，张瑜的那一级工资总算加上了。这事儿搁在今天真是不可思议的。
事例之五，是关于演员剧团房子的问题。有一天，张瑞芳突然带着几个人闯进我家。张瑞芳跟我熟悉，有事也愿意跟我讲，那天找我是为演员剧团的房子的事情。那时候，赵丹、白杨、凤等著名演员都是上海电影局演员剧团的。演员剧团原来在上海有栋花园洋房，“文化大革命”中被赶到一个临时工棚里，几间平房，100多号人站都站不开。现在他们看上了位于徐家汇的上海仪表局的一栋花园洋房，演员剧团想要，找了好多次都没有解决，于是就想起了找我。我听后，就给仪表局的局长打电话，问有没有这回事？他说有，说张瑞芳她们找过好几次，但这房子他们也要用，所以没答应。于是，我就在电话中同他商量解决办法。当时仪表局正在同美国的福克斯·波罗谈合资办仪表厂（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上海时专门参观了这个厂）。我说你们把房子让给演员剧团，我批合资项目的时候，多批些钱，你们另外新盖一栋楼。他当即表示同意。我把结果告诉了张瑞芳、牛，他们喜出望外，高兴得恨不得给我磕头。
事例之六，是有关落实退赔政策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原先通过赎买政策付给资本家的定息，停止执行了。在落实政策工作当中，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决定对这些都要进行退赔。那时候上海资本家很集中，按照情况要退赔30个亿，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当时市委研究以后决定给中央作报告，明确表示要如数照退。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就是荣毅仁。他认为这件事情政府做得很对，办得很好。为了扩大政府落实政策在国际上和国内的影响，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当时，他是带着夫人杨鉴清来的。这笔钱的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反正数目不小。他一到上海，我就知道了。他拿到钱要回北京前，我在锦江饭店请他们吃饭，彭冲也参加了。我们原来就很熟悉。荣毅仁1958年调到纺织工业部当副部长，我是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跟他成天打交道，他有东西要查、要写、要改，也常找我。在这次宴会上，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对这件事，他知道一些，但不知道事情背后的一些情况。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外地红卫兵以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就如火如荼，以更大的规模、更大的声势冲向社会，冲向各界的一些名人家里。荣毅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就知道荣毅仁的住处。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都是些女孩子，当中还混进了一些社会上的来历不明的人，在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他们还批斗荣毅仁，并用他家里的摄像机把经过录下来，要寄到他在海外的亲戚那里。荣毅仁考虑得很周全，他知道录像寄出去的影响，所以给了这些红卫兵假地址。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也被打伤。对这些情况，部里一点也不知道。恰好8月20日是机关发工资的日子，荣毅仁的司机郑耀辰送工资去时发现情况后向部里作了报告。我当时是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就是管这些事情。我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报告了这件事。钱老说：“赶紧给周总理写个报告，用特急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去。”我给周总理写了报告之后，又给李富春办公室打了电话。李富春当时是管工交各部运动的，他就说是不是你们想办法给送到医院去，在医院里保护起来。当时我们的副部长张琴秋，是卫生部苏井观副部长的夫人，跟北京医院很熟悉，她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院长讲：“大姐，不行哪，我们这里已楼上楼下斗开了，都斗了好几批了。送到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挨斗吗？”于是我们又赶紧再给周总理值班室打电话报告情况，当时也没有答复。凌晨1点多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打电话找钱之光，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要钱之光赶紧去一下。钱之光已经吃了安眠药，但还是马上去了。到了那里，周总理问荣毅仁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钱之光就汇报了他家里被砸、夫妇被打的情况。周总理说：“这事情你怎么不报告？”钱之光回答说：“我们写了报告了呀。”周总理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写报告，要打电话嘛。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这就是交代了。凌晨2点多钟，钱之光一回来就找我们商量，研究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总理说了要保护好，我们得想办法，不能让荣毅仁出问题。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兴起“红对红”，就是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地、外单位的红卫兵，这是上海发明的办法，华东局先搞起来的。我们把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要部机关的红卫兵连夜开到荣毅仁家里去。大概有10个人左右。他们到达荣毅仁家里的时候，看到那些学校的女红卫兵东倒西歪地躺在客厅里。部机关红卫兵的头头找到她们的头头，跟她讲：“我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问题，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开始这些女学生不同意，但毕竟她们年轻，还是比较容易说服的，最后说：“可以，但我们要提些条件。要他老实交代罪行，要他劳动，打扫卫生，只能喝自来水，吃窝窝头、咸菜，不许贪图享受”，提了很多要求。部机关的红卫兵都统统答应，于是那些女红卫兵们就撤走了。她们一走，荣毅仁就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杨鉴清赶紧送到医院治疗。可是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都不肯给她治病。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需要她来录口供，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就赶紧给她医治，这样杨鉴清就得到了救治。第二天，跟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胡子婴，一个很有名的民主人士，时任商业部副部长，她的女儿是医生。部机关红卫兵就通过她的女儿来给杨鉴清开处方抓药。
我把周总理关心荣毅仁夫妇的情况，以及部机关采取的措施都给荣毅仁讲了。他听到这些情况后，很激动地站起来给我敬酒，表示感谢。我说：“不敢当，主要是周总理的交代和指示。”他说：“后面这许多救治措施我都感受到了，但是究竟这些救治措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有，我一点不知道。你今天讲了以后我才明白。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谢周总理。没有周总理的保护，让你们采取这些措施，那我就没有今天了。”荣毅仁说得很动感情。
早在1948年3月，毛泽东就讲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一个好的政策，而且执行得好，一定会争取人心，凝聚力量，把事情办好。相反地，一个错误的政策，或是好的政策执行得不好，发生偏差，往往也会失去人心，得不到支持，工作就不能做好，甚至走向失败。我上面讲的这些例子，决不是说我个人有什么大的能耐，能够取得较好的作用和影响，而是党的政策好，执行的人工作也好做，不然再有本事，逆着去做，也不会取得成效。一个好的政策，在一个人身上所起的作用，决不会停留在一个人身上，而且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扩大影响，吸引和凝聚更多的人，产生更大更多的效应。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讲，特别是年轻的干部，不大讲究政策，不懂得政策的重要性。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历经多年的政策教育，连个人工作鉴定都要写明政策观念怎么样。我讲这些事例，就是想说明政策为什么是“党的生命”，为什么“不可粗心大意”。毛主席把政策比喻为“党的生命”，还有比这个形容更重要、更深刻的论述吗?
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中央工作组在上海，在开展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调整、改组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注意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是个历史口号，代表了那个年代对工作的总体要求，也是中央16号文件明确规定的。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以前，中央领导同志曾明确交代：注意生产不要受影响，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最大的工业城市，生产的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从四面八方供应全国，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发生问题，一旦停止了供应，不仅影响上海本身，还影响全国。中央工作组的徐良图，原来在国家计委就是管调度工作的，到了上海以后，他充分利用长期管调度的工作关系和丰富经验，在上海就地指挥各地供应上海粮食、燃料、原材料等物资。由于有这些优势，再加上中央工作组中各部委都派了人，有什么需要，各部委的人都往回打电话，及时请部里支援上海，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所以在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期间，上海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都没有受到影响。我记得上海新市委和中央工作组开会，彭冲一再强调要经常查排全市不安定的因素，要每周都把情况排一排。当时不安定的因素中，最大的问题是粮食和煤炭的供应问题。没有煤炭，工业就会瘫痪；没有粮食，人民生活就会受影响，所以要经常排一排上海的粮食、煤炭还有多少，还够多少天的供应，从外地调进来要多长时间。这些情况经常要在有关会议上通报，如果哪些情况危急了，就早点提出来，时间差要打足，使它不致供应中断。
除了生产外，中央工作组还指定有关负责人帮助抓基本建设，抓重点工程。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是上海的重点工程，也是全国有影响的国家重点工程。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工程质量存在不少问题，乙烯装置不能正常投产，配套的最大工程，也是国内自己开发技术、进行配套的腈纶厂，一直开工不正常，产品质量不好，积压在仓库里。工作组派了李正光（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带了一个小组去蹲点，深入车间，抓管理，抓劳动纪律，抓工艺技术改造，工作非常深入扎实。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正常生产，进而推动了全厂的生产管理工作。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也成了“四三方案”的引进项目中工作做得最好的大庆式企业。
上海经济活动走向正常的轨道，上海所需要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全国的四面八方调到上海，外地需要的上海产品也源源不断地从上海调出去。“四人帮”余党曾经一度在上海制造了抢购毛巾和火柴的风波，煽动群众抢购，妄图把群众的视线搞乱，把市场搞乱，破坏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中央工作组迅速从江苏、浙江调来了物资，敞开供应，迅速把抢购风压了下去，上海的市场很快地恢复正常。1977年初我们在上海过的第一个春节，市场上供应的东西比“文化大革命”以来任何一年都好。李先念身边的一个护士是上海人，回上海过春节，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李先念就问她上海市场的情况怎么样，她说比哪一年都好。李先念又问老百姓有没有什么意见，她说很满意，要讲意见的话就是对吃不到大黄鱼有意见。上海人过年特别喜欢吃大黄鱼，家家户户都要吃大黄鱼。那时由于多年过量捕捞，大黄鱼大量减产，供应不足。
经过各方努力，到1977年底，上海经济状况全面回升，国民生产总值比1976年增长了，创造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高历史纪录。主要经济指标见下表：
1977年“五一”节前，中央工作组在上海新市委的领导下，调整了领导班子，把“四人帮”及其余党把持的党政大权，从上到下地夺了回来，顺利地进行了揭、批、查的斗争，比较好地做到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总要求，上海的局势步入了正常的轨道。4月14日晚，中央工作组开会。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在会上决定，凡是市委办、组、局一级领导班子已经配备好，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已正常开展起来的单位，工作组可以逐步撤出。“五一”节前夕，中央工作组的绝大部分成员相继撤离上海，返回原机关。不久以后，林乎加调到天津市，严佑民调到安徽省，毛联珏回到北京。最后，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留下来的，只有赵行志（外交部派去负责外事工作的，后来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和我，还有中央组织部的赵振清（后任中组部副部长），其他人都回去了。
从1976年10月9日中央工作组先遣人员到达上海，到1977年“五一”节中央工作组的大部分成员撤离上海，整整200天的时间。在这200天里，我们天天都在满负荷地工作，每天都是早晨六七点钟起床，晚上一两点钟休息。这200天，是我们200多名工作人员激情奔放、日夜奋战的200天，是我们一生中难忘的200天，也是上海书写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新篇章的200天。中央工作组的同志，来自四面八方，短时间内聚集在一起，为什么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忘我工作？原因就在于大家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强烈愤慨，对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无比喜悦，都有一种拨乱反正的渴望，有一种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激情。
2004年3月18日，我邀请当年参加中央工作组的谢红胜、鲁万章、王金光、徐政、郑定铨、周鹏年、凌晋良等同志座谈。谢红胜是老红军，鲁万章、王金光、徐政都是老同志。大家一致谈到，当年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执行政策认真、稳妥。中央16号文件和苏振华一再强调要注意团结大多数，要严格区分极少数参加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和大多数受蒙蔽、讲了错话、做了错事的界限。中央工作组的同志都认真贯彻执行，坚决不搞扩大化。运动过后，没有留下后遗症。王金光讲了一个例子。1976年底，海军司令部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苏振华的一派，派了几个人来上海，要到上海音乐学院抓几个曾经揪斗过苏振华的人去北京批斗。工作组研究后，并没有因这样做有可能讨好苏振华而同意他们揪人。相反，工作组的同志反复做他们的工作，宣传政策，讲清道理，坚决拒绝他们揪人。后来苏振华知道了这件事，同意工作组的做法，认为拒绝海军司令部的一派群众揪人是对的。
第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参加座谈的同志回顾说，上海的工人阶级真好，群众真好，尽管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有的被打、被抓，甚至造成伤残，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受过迫害的人并没有寻机报复，搞冤冤相报，而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把粉碎“四人帮”看做是“第二次获得解放”，一心用到生产上、工作上。徐政讲道，她有一天带了工作组去上海化纤厂，一进门就被上千人围住了，不能行动。她就站在人群中大声讲：“你们要工作组来，我们来了就被围住，这叫我们怎么工作呀！”就是这么几句话，围住的人立即散去。原来极少数企图滋事的人，一看形势不利，只好悄悄溜走。多少年后，徐政依然记得当时的现场情景。她深有感慨地说，这是多好的群众啊！
第三，坚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搞好各项工作。中央工作组在实际工作中不包办，不代替，更不允许搞“文化大革命”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那一套。党委有问题，该帮则帮，该改则改，该撤换则撤换。涉及组织处理的问题，一律按组织原则办。因为坚持了这一条，保证了各单位的正常秩序，各项工作都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有序地进行。
中央工作组的同志在座谈中深情地回顾了这段难忘的岁月。党中央的方针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落实到工作组的每个成员身上，鲁万章说，“就是上靠政策，下靠群众，把好人解放出来，把坏人清查出来。”上海的全局是由每个单位的实际工作构成的，我们把分管单位的工作做好了，就保证了上海全市顺利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股市配资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出版社 2015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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